NHRI Communications
學術交流
國際神經精神藥理學會亞洲區域大會紀事
日前應邀參加於泰東Pattaya舉行之國際神經精神藥理學會亞洲區域大會。此次與會主要目的有二，其一為擔任族裔精神藥理學國際合作研究網（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Ethno psychopharmacology Research）所提出之專題研討會之共同主席；其二為於研討會後與此一研究網成員討論抗鬱劑基因體藥理學亞太地區合作研究計畫流程之細節，協調合作機制及經費之籌畫。
研討會首先由澳洲墨爾本大學精神科副教授Dr. Chee Ng回顧關於精神藥物治療反應種族間差異及其原因之文獻；韓國大學精神科教授及基因體精神藥理研究中心主任Dr. Min-Soo Lee則報告其最近之研究成果，顯示抗鬱劑之治療反應可由血清素轉運體（5HTTLPR）及血清素2A受體（5HTR2A）基因型預測。第三位講者Dr. Pichet Udomratn 為泰國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精神科主任，亦為現任泰國精神醫學會理事長。Dr. Udomratn調查接近2000位於其醫院接受治療之病患，發現泰人抗精神病藥物之劑量極低，僅為西方人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第四位講者北京醫科大學精神科司天梅副教授，報告則著重於cytochrome P-450 enzymes與抗鬱劑代謝之關係。Symposium最後由筆者總結，討論基因，環境與藥物反應之關係，及以基因體藥理學方法與知識推動「個體化醫學」之可行性及策略。
與會講者皆為ICER之成員，於研討會後繼續討論ICER目前刻正推動之多中心跨國合作計畫，探討基因與抗鬱劑臨床療效及作用之關係。現代醫藥歷經一世紀的發展，日新月異，各類治療方法，巧奪天工；然當醫師面對個別病患，究應以何種藥物為優先選擇仍常無所適從。藥物之初始劑量，藥量之調控，及副作用之預測與避免，均難以預先推算。由此所引起之醫療失誤極為可觀，在美國估計百分之六以上之住院病例，即由此引發，而千分之一的病患，更因而導致死亡。因藥療效果遲緩或因副作用導致之不適，而降低病患對治療之接受度，甚至過早終止治療，對病患之健康及醫療成本之衝擊，尤為可觀。
個體化醫學之目標，在於應用基因體藥理學之發展，期能自治療初始即選對用藥，選對劑量，不僅「對症下藥」，且「因人施藥」，而不再是”trial and error”,”one size fits all’’。然基因體藥理學之研究，變項繁多，需要之樣本數龐大，常需由多中心同步執行。ICER創設之意義，即在於此。
ICER成員，涵蓋亞太地區多數國家（台灣、澳洲、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韓國），種族，文化背景各異，亦可使其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並從而增進吾人對種族文化異同之瞭解。ICER成員，皆為各地精神醫學界之菁英，更可由此而推動其他方面之合作研究及其他國際交流活動。
此次大會，有不少國際知名學者與會，演講內容立論新穎。如CINP 總會會長Dr. Brian Leonard，即以一小時時間，由多重觀點，詳論憂鬱症與免疫反應及神經系統退化現象之間的關係。因渠所做之研究與本組多位同仁研究方向類似，筆者於Presidential banquet與其同桌列席，亦多所請益，期望尋求適當時機邀請他來台與本院同仁做更深入的討論。
大會期間，筆者邀約一位任職於歐洲國際藥廠(Lundbeck) 之醫師討論ICER有關之議題。他熱心參與ICER之研討會並安排筆者於次週週末再赴曼谷與由丹麥來的總公司主管再做進一步討論。筆者期望藉由此類接觸，逐步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對基因體藥理學及臨床試驗研究之推動，亦應有所助益。
Pattaya做為一個「人間天堂」的度假勝地，聞名已久，然市容擁擠，流鶯四竄，商業化氣息濃厚，鄰近復乏古蹟名勝，所幸會後週末能稍於曼谷停留，再次體味泰人文化之昫麗與優雅。筆者多年前在曼谷偶然路過四面佛廟（Erawan shrine），頗感動於如此一個不顯眼的小廟如何能在噪雜的塵世中呈現如是的莊嚴。此後每至曼谷，總會想去那個市內最熱鬧的十字路口，去分享熙攘往來的信徒們臉上心上的虔誠。一星期間二遊曼谷（雖然都只是過夜），悲傷的是，就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慘劇已然發生。一名回教徒精神分裂症患者，因宗教妄想將四面佛攔腰而截；而理應不崇尚暴力的佛教徒竟在盛怒之下，亂刀將其砍死。但是，可喜的是，幾天之後，當筆者再度造訪，儘管佛身不在，小廟一樣的繁華，一樣的莊嚴，而人們的虔誠，以及我心中的感動，也沒有太多的異樣。
《文/圖（圖中）：林克明（本院精神醫學與藥物濫用研究組組主任）；攝影：沈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