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黴菌感染較密切的事件
西元1900年代發現黴菌是人類致病菌之一;1940年代開始研發抗黴菌藥物;1950年代開始使用會降低免疫系統功能的類固醇;1954年幾位醫學黴菌界的前輩因需求成立了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and Animal Mycology (ISHAM);1960年代,降低免疫系統功能作為治療策略的免疫抑制療法(Immuno Suppressive Therapy)與導管侵入性治療開始使用,這是增加黴菌感染個案因素之一;1962年為伺機型致病性黴菌(opportunistic fungal pathogen)下了定義;1970年代開始器官移植;1980年代愛滋病患人口急速增加;1990年副作用較低的fluconazole上市,防治黴菌感染成功地跨前一大步;1997普遍使用雞尾酒療法來治療愛滋病(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也改善了病患黴菌感染的情況。
3.防治策略不少研究指出對高危險病患族群進行預防性治療(prophylaxis)是有正面效果的,雖然針對某些病患族群已經有準則,但是,到底誰及什麼時候該接受預防性治療、哪種藥是最恰當與使用期程的決定還是具有爭議性的。病患的個別性是決定經驗性治療的結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最恰當的經驗性治療必須配合其它因素,因人而異。另外,Dr. Patterson指出應推廣「step down therapy」的策略,也就是說,「當病情不明的階段,使用廣效抗黴菌藥物,確認病原後,針對病原選用適合的抗黴菌藥物」。
新興致病性酵母菌型黴菌的種類逐年增加,目前致病性酵母菌型黴菌有Candida、 Cryptococcus、Trichosporon、Saccharomuces、Rhodotorula、 Geotrichum與Malassezia等屬。協助鑑定酵母菌型黴菌的方法如下:(一)由培養基上菌落的外觀、顏色及黏稠度做初步的鑑定,如Rhodotorula呈現紅色,Cryptococcus則特別黏稠。CHROMagar Candida是一種能以顏色分辨一些較常見的Candida菌種的培養基。(二)在顯微鏡下的型態來判斷菌種,例: C. albicans與 C. dubliniensis能形成發芽管特性也常用於進行菌種初步鑑定。一些商業化的生化反應測試劑,如API與Vitek等也常用來鑑定菌種。當上述方法不容易分辨時,基因序列進行分子鑑定則是方法之一。
目前已知抗藥性產生的機制有:降低藥物進入;大量生產藥物幫浦(efflux pumps),將藥物排出;藥物作用標的突變,使藥物失去作用;及大量表現藥物作用標的,使原本足夠的藥物濃度變的不足。而在處理可能被有抗藥性菌株感染的風險時,病患的狀況與病原菌的特性是影響治療成功與否的關鍵。Dr. Fothergill在討論抗黴菌藥物感受性測試單元中提到Dr. John Rex的「90-60 規則」:當體外測試菌株對該藥有感受性的,大約有90%病患,其感染可被此藥改善;當體外測試菌株對該藥有抗藥性的,仍有約60%的效益。個人認為雖然有此「90-60 規則」,體外抗黴菌藥物感受性測試及其解讀仍有改進的空間。
結論
台灣黴菌抗藥性監測計畫(TSARY: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s)在1999年開始執行,定期偵測致病性酵母菌型黴菌之菌種的分佈與其對藥物感受性的變遷。目前,除了致病性酵母菌型黴菌外,菌絲型黴菌如Aspergillus引起的感染個例也有增加的趨勢。若要有效防治黴菌感染,除了持續致病性酵母菌型黴菌的研究外,也要關注菌絲型黴菌的研究。此外,國內「血液腫瘤黴菌感染研究團隊」(Fungal Infections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y Patient Study Group)在2010年成立,正積極以血液腫瘤病患為研究對象,瞭解共生於血液腫瘤病患口腔及尿液的黴菌種類及其對藥物的感受性,並探討化療對這些共生黴菌種類與數量的影響。Dr. Patterson在這次課程提出共生(colonization)的資訊成為預測侵入性感染(invasive infection)的可能性。恰巧我們團隊也提出研究計畫,希望能以更多的個案來評估此可能性。長期來看,我們也設法建立檢體庫,以幫助改進及發展黴菌感染的診斷方法。總而言之,即時偵測出高危險病患、快速診斷黴菌感染、適當的治療及增加抗黴菌藥物的選擇可以提高防治黴菌感染的成功率。最後,若台灣也能定期舉辦類似此次在新加坡舉辦的訓練課程,對提昇國內醫界與學界對黴菌感染的認識與關注將有莫大的助益,進而提高黴菌感染病患照護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