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22 期

研究發展
台灣青少年飲酒之社會化與認知因素
NHRI researchers analyze path of socialization and cognitive factors' effects on adolescents' alcohol use in Taiwan

青少年時期是日後是否飲酒的關鍵時期，也是飲酒量增加以及飲酒問題開始出現的時期。已有研究顯示，與其他年級相較，9年級學生飲酒人數明顯高於其他年級的同學，這也顯示了9年級是日後產生與飲酒相關之心理、社會或健康問題之高風險時期。此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的資料顯示，飲酒行為容易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在全球化的今日，高度經濟發展的西太平洋區域（低飲酒率）早已是酒商強力促銷酒品的地區。

有關未成年人飲酒的研究，在北歐和美國等國家的青少年飲酒情形已經開始下降；與此相反的是，傳統上飲酒量較低的地區（如東亞和西太平洋），則增加了。因此，在此地區及早注意飲酒問題，可以防止飲酒行為的盛行。跨國的比較發現，與飲酒相關之人口學因素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不同，到目前為止，大多數有關飲酒行為的研究對象是在高盛行率地區，以低盛行率國家為研究對象的並不多。證據顯示，台灣在過去40年來，飲酒與酗酒的盛行率急劇上升，未成年人飲酒的盛行率也在增加。一份1999年的研究發現，年齡介於13至18歲的青少年，每月至少飲酒1次的盛行率，1991年為13％，至1996年則增加為16.7％。當先進國家致力於未成年飲酒防制時，屬於飲酒盛行率低但是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如台灣），青少年飲酒行為相關因素仍有許多方面值得探討。

已有為數不少的研究探討了有關父母、同儕和認知因素對飲酒行為的影響，然而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及其潛在的中介作用尚不清楚。到目前為止，多數研究探討特定父母或同儕飲酒相關因素與飲酒行為的關係結果，或是針對父母及同儕其中任一項因素探討；然而，現實生活中，並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單獨存在。本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醫療保健研究組張新儀副研究員與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李蘭教授、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江宜珍助理教授，及元培科技大學護理系洪兆嘉助理教授等人共同合作，以本院長期收集之「兒童與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Child and Adolescent Behaviors in Long-Term Evolution, CABLE）」資料探討社會化與認知因素對青少年飲酒的影響，主要目的為探討父母和同儕因素與青少年飲酒行為的關係，並釐清任何新的認知機制。本研究依據社會認知理論構建中介模型，假設父母和同儕因素直接影響青少年飲酒行為，同時也間接地經由不同的認知因素影響青少年的飲酒行為。

此研究利用「CABLE」計畫之資料，研究對象為CABLE計畫中世代2之2,499名在2002年時為5年級的學生（研究對象年齡為10-11歲）且在2006年為9年級的學生（研究對象年齡為14-15歲）。排除含有缺失值（missing data）的研究對象後，分析的資料共有1,940名學生。透過卡方適合度考驗而確認2002年最初之研究樣本與2006年最後樣本在人口學變項（性別、居住區、父親的教育程度、母親的教育程度）部分並無顯著差異。另外，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模型顯示青少年飲酒行為並無顯著的學校集聚效應，意即雖然CABLE計畫以學校為抽樣單位，但是青少年飲酒行為在每個學校裡的相關性非常低；因此，能夠忽視集聚效應並視個別資料為獨立的樣本而分析。



初步分析發現，父母的飲酒行為與青少年飲酒行為僅存直接效果，代表青少年的飲酒行為主要透過模仿父母而產生，欲降低青少年飲酒，父母宜成為良好的示範者。亦有研究指出，父母訂立明確的限制飲酒規定可以延後青少年開始飲酒。本研究顯示，母親對飲酒的態度與青少年飲酒有較為明顯的關聯；特別是母親對飲酒的態度會間接經由飲酒結果的期望（alcohol expectations）而影響青少年飲酒行為。母親的態度對青少年飲酒行為有較大影響，可能是由於青少年與母親互動的程度高於父親，或是母親與青少年有更強的情感聯繫（emotional bond）；反對青少年飲酒的母親，可能是透過表達飲酒不好而影響青少年飲酒行為。社會學習理論學者Bandura探討偶然際遇對個人影響的概念中提到，個人的價值理想，決定其是否接受社會環境對其行為的影響，青少年經由母親不支持飲酒的態度內化自己不飲酒的價值標準，一旦遇到飲酒的同儕及情境時也較能堅持自己不飲酒的原則。因此，在同儕影響增加的青少年時期，母親不支持飲酒的態度似乎是青少年不飲酒的重要防線。

此外，同儕飲酒與青少年飲酒行為有顯著相關，此點與其他研究結果相符。研究結果還顯示，同儕的勸酒壓力是透過拒酒效能影響青少年飲酒行為，青少年的拒酒效能將中介勸酒壓力與青少年飲酒的關係。而飲酒結果期望並不會中介勸酒壓力與拒酒效能的關係，也就是說，能使青少年不因同儕勸酒而喝酒的因素，不是青少年對飲酒結果的看法如何，而是有沒有信心拒絕同儕。同儕的壓力是難以抗拒的力量，愈有把握在各種情境中拒絕飲酒則青少年飲酒的可能性愈低。因此，欲降低同儕的影響，指導青少年拒絕飲酒的技巧是必要的。研究還發現，不論是考量直接影響或是直接與間接的合併影響，同儕因素的影響效果大於父母因素。另外，與同儕有關的變項皆呈現正向飲酒效果預期，由此可見，青少年以正面觀點看待同儕的行為。對一位9年級生而言，同儕提供的是強而有力的社會支持與情感的緊密度；青少年很容易認同和模仿同儕的行為，因此，若大部分的同儕飲酒，則青少年飲酒的可能性也會增加，所以，減少飲酒的介入措施與策略非常重要。

有關此研究的幾項可能限制，說明如下：由於未成年人飲酒是違法的行為，資料的取得是來自於自我陳述，可能低估飲酒行為；但是因為CABLE計畫已經執行了10年，因此研究人員相信受試者和研究人員已建立互信關係，有助於收集有效資料；另一項限制是，研究的樣本排除曾輟學的青少年，所以研究結果只解釋目前在校就讀的青少年。最後，僅以一個問題：「你有沒有喝酒？」測量青少年飲酒亦為此研究之限制；雖然飲酒量和飲酒型態與健康及社會問題有關，但是相較於不飲酒的青少年，飲酒的青少年到成年後，更容易出現過量飲酒及不良的生活品質。另外，現行研究的樣本資料因文化的背景，青少年普遍飲酒量並不高、飲酒行為也不普遍，因此研究人員認為以「曾經飲酒」代表飲酒行為較為合適。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台灣青少年之飲酒頻率、飲酒量和酒醉經驗等相關因素，可藉由長期分析確認社會化因素與認知因素是否導致特定的飲酒行為。

根據目前的結果，此研究提出建議：針對青少年飲酒問題，衛生和教育機構應實施預防策略，以延遲開始飲酒的時間並減少飲酒量；這些策略應鼓勵家長與同儕減少飲酒，以建立不飲酒的模範並加強母親不支持飲酒的態度；另一項重要策略是加強拒酒技巧，特別是如何拒絕同儕勸酒；最後，制定飲酒介入措施與策略，以期能建立適當的飲酒結果期望。此項研究結果將有助於在台灣和其他飲酒盛行率低的國家發展適當的介入措施。此論文發表於Addictive Behaviors, 2011; 36: 807-813。
《文：編輯中心陳筱蕾整理；審校：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醫療保健研究組張新儀副研究員、元培科技大學護理系洪兆嘉助理教授》